2024年10月12日，中国传统戏剧研究新趋势暨戏曲文物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本次会议由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戏曲文物研究所）主办，百余位国内外戏剧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学术盛事。

开幕式：高朋满座 共襄盛会

开幕式由戏剧与影视学院副院长孙俊士教授主持。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许小红教授首先致辞。许校长对与会专家学者莅临指导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山西师范大学的基本情况。她在致辞中说，专家们齐聚师大，围绕“中国传统戏剧研究的新趋势”展开研讨，机会难得。师大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传统戏剧研究发展，为戏曲文化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戏剧与影视学院院长王潞伟教授深情回顾了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在诸位前辈的协同努力下，筚路蓝缕，求真务实，逐步发展壮大的奋斗历程，梳理了戏曲文物研究所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和治学经验：一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走特色优势之路；二是凝聚团队，开展有组织科研，产出多项标志性成果；三是教学、科研、基地、平台多元并举，学科建设稳步提升；四是学术交流保持常态；五是发挥专业智库优势，服务地方社会高质量发展。他表示，作为晚辈，我们将秉持守正创新的学术承传宗旨，把戏曲文物研究所的治学精神发扬光大。未来，我们将踔厉奋发，砥砺前行，再造辉煌，把山西师范大学艺术学科建设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一流学科。

廖奔教授回顾了与戏曲文物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之间的醇厚友谊，充分肯定了戏曲文物研究所在过去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成功将戏曲文物研究从鲜有人问津的冷门领域发展成为备受瞩目的显学，构建起了包含各个年龄阶段、层次分明的人才梯队，已然成为戏曲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术重镇。

麻国钧教授殷切寄语青年学者能以老一辈的研究成果为基石，勇于挑战固有思维，积极探索未知领域，构建紧密的学术联系，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推动学科朝着纵深方向发展，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智慧。

主题发言：思想碰撞 智慧闪耀

主题发言由戏剧与影视学院延保全教授主持。

镜图画内容的错误入手，对铜镜“裴航遇仙”“七夕鹊桥相会”“王子高遇芙蓉仙”等戏曲故事作出进一步阐释。与此同时，廖奔教授分享了文物图像研究要掌握“参照对比、删除相异、找到母题、解开一个、解决一批”的方法论，为青年学者进行类似的研究提供了范式。

麻国钧教授的《依规律发展沿轨道前行》对当下典型的正反两方面的戏曲现象进行剖析，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他建议：一要主张施行戏曲剧种分工制；二要改革评奖机制。

康保成教授的《何文秀唱道情的来龙去脉》讨论了何文秀唱道情的传播与嬗变，介绍了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何文秀故事。认为在传奇中插演道情，是以民间已经流行这种艺术形式为前提的；在诸多版本中，心本为弋阳腔，陈本为昆腔，《缀》本为吹腔。

赵晓寰教授的《戏剧与表演艺术研究新趋势：一个澳大利亚的视角》以不同视角分享了悉尼大学戏剧与表演研究、数字表演与虚拟剧场、特地场地和沉浸式戏剧、剧场建筑、仪式宗教与剧场等内容，为戏剧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都文伟教授的《从东、西<琵琶记/曲>看中外戏剧文学艺术的传承与流变》以《琵琶记》为例，探讨了南戏的剧作手法如何传承，原著主题如何流变。

陆炜教授的《“中国演剧体系”的文献学研究》以思考演剧体系的角度对戏曲文献作深度解读，以此来探究什么是“中国演剧体系”。他从“曲是根本”“传神之形”“一种追求韵致的技术体系”三个要点进行了深入阐释。

刘祯教授的《论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的来源、形成与特征》提出，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与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体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关系。梅兰芳表演艺术思想在他关于戏与画关系的阐释中得以充分展示。

车文明教授的《神庙剧场新论》借用“神圣空间”概念进行深入探讨，指出神庙剧场除了与其它剧场同样属于观演空间，具有人们欣赏艺术、陶冶情操、获取审美享受的功能外，还具有其它类型剧场没有的神圣属性，可以达到神人以和的效果，属于神圣空间。

分会场讨论：热烈交流，深入探讨

大会分五个会场，围绕戏剧史论、戏曲文物研究、戏剧文化与戏曲批评、戏曲文献与戏曲传播、声腔剧种与傩戏仪式等不同的议题展开。

第一组：古典戏剧史论研究

李舜华《<中原音韵>版本述略》,以《中原音韵》40余种版本的语音研究、文史研究及义理阐释辨析了近世曲学研究的嬗变；李亦辉《王骥德的<西厢记>批评及其曲史意义》，就王骥德《西厢记》批评的“独尊”取向、曲辞批评诠释了其古典戏剧理论价值与曲史意义；任刚《从清初苏州剧坛审视汤沈之争的戏曲史意义》，从清初苏州剧坛审视“汤沈之争”的戏曲史意义；郝成文、张奋江《南府改制原因新论》，从外学裁撤与宫禁初调、宫禁强化与道光改制两个维度提出了南府改制原因的新说；伏涤修《李渔<玉搔头>选材与创作的独特性》，从李渔《玉搔头》传奇的选材、内容、基调、虚实等方面，阐发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间隙对李渔戏曲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产生的影响与差异；李文胜《论<厓山烈>传奇》，以理学视角发现并审视处于研究缺位状态的经典剧本《厓山烈》，通过对比研究重申了该剧的曲史意义及地位；张丽娟、王晓平《春困——明代戏曲中的女性图谱》，透过古代女性视角，关注到明代戏曲中女性“春困”意向，揭示了在古典戏剧文学中男性权力语境下女性形象的得失；张建伟《论元曲家的独立品格》，梳理了元代曲家戏剧活动的商业性质，文人思想独立性及思想多元化，探究了元曲家品格的生成；陈佳宁《戏曲选本与元曲四大家的生成》，提出戏曲选本的两大权力来源及元曲四大家的选定受到文人格调与民间趣味之间协调的影响；唐霞《论清末民初河南的戏捐征收》，以新发现之材料，阐明了清末河南戏捐征收与禁戏、演剧之间的生态关系。近现代戏剧史论研究方面，李有军《“董事改组事件”：抗战时期夏声剧社文化领导权之争再识》、吴彬《论夏声剧校的剧目建设与京剧改良》分别就“董事重组事件”、剧目建设与京剧改良活动阐发了夏声剧社的曲史意义及内涵；郭超《“四大名旦”概念辨正——兼论“白党”的内部关系》，对“四大名旦”这一京剧名词诸多版本的提出及组成进行爬梳，并指出其产生及嬗变的原因；智联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戏曲运动》，提出晋察冀戏剧界组织机构活动及剧团斗争、演出活动，在抗战期间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张婷婷、黄承悦《孤岛时期天蟾舞台从“京派”到“海派”的经营策略转型与市场影响》，考察了孤岛时期上海的天蟾舞台从“京派”到“海派”的经营策略转型及市场影响；黄静枫《走进心灵史：解放前夕上海戏曲艺人关于去留的态度》，从口述史、回忆录等资料出发，剖析了解放前夕上海戏曲艺人的去留之意，勾勒出当时艺人的心灵史。

第二组：戏曲文物研究

黎国韬、武振宇《引戏与旦色关系考》从院本的“九色”出发，对引戏色与装旦色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的研究意义还在于，可用于判断戏剧文物和图像中的戏曲脚色；李宝宗、赵乐《基于<黄河流域乐舞戏曲文物图典>文物资料的唐代家伎研究》，通过对墓葬相关内容的研究，对中国乐舞戏曲发展史上三大主体之一的“乐伎”，进行了具体的研究；赵丹荣《文献解读与文物印证：析宋杂剧三段式》，在重读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对代表性的宋杂剧文物进行考证，得出三段式演出体制在北宋便已形成的结论；段飞翔《论碑刻中戏曲信息的录入、书写特征及戏曲史意义》，通过对大量碑刻的整理、分析和研究，碑刻中戏曲信息多元的特征，决定了它们能与庙宇历史沿革、地方区域文化、宗教祭祀、民间规约条文、官方政令、民俗信仰等多种信息相关联，客观上对戏曲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综合研究提供了可能；蔡敏《论戏曲碑刻与明清汤帝庙剧场及看楼的出现》，从明代汤帝庙的重修与创建、清代汤帝庙“社”“会”与剧场多样化的探索、清代汤帝庙剧场的标准化配置这三个角度，对碑刻与明清汤帝庙剧场及看楼的出现，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高扬励《泽州府城玉皇庙新见元代“舞楼”碑刻考论》，从碑刻角度，对元代泽州府元代舞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早期神庙剧场在明清的功能变动进行了考证；程峰、程谦《河南洛宁清代戏曲碑刻考论》，将洛宁26通戏曲碑刻分为两类。一类是修建戏楼、乐楼等的碑刻，一类是民间演剧活动的碑刻。通过对碑刻的考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洛宁地区的戏曲文化；李跃忠《论湖南演剧场所称呼及演剧场所史料的戏剧史意义》，从明代以来湖南地区修建的演剧场所的名称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论述。揭示了湖南地方戏曲生存空间的多元化。杨阳、乔子怡、高策《清末民初的戏曲表演声科学认知——以民国戏曲期刊记述为中心》，从声科学的角度，对演员戏曲表演的声场环境、观演矛盾进行了具体论述；张彬、任佳欣《陕西韩城宋墓杂剧壁画人物服饰考论》，对韩城盘乐村宋墓壁画进行了分析。确定了壁画中杂剧的人物脚色，在宋式日常服饰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以及壁画中人物服饰与当时服饰有互动，并受其影响；陈丽芬《元明清时期瓷绘戏曲图像的流变及传播》，从题材流变、从表现人物到表现情境、版本流变以及瓷绘戏曲流变对传播的影响四点对明清时期的瓷绘戏曲图像进行分析；程狄《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多民族文化认同——以山西金代砖墓中的杂剧图像为对象》，通过对山西金元戏曲文物的分析，发现中国古代戏曲行当角色造型的演变历程，并且，砖雕上的戏曲人物扮饰和化妆、戏曲道具的发展和流变，有助于了解宋金元时期人们的审美取向；邓弟蛟《宋杂剧演出的又一新证——山西新绛宋墓杂剧砖雕考论》，新绛宋墓杂剧的发现，可以增加学界对宋杂剧脚色形象和功能的认识，为研究宋杂剧演出的乐器和乐队提供了新材料；徐翠、张屹峰《传统城隍信仰与当代地方治理——基于西安都城隍庙的微观考察》，以西安都城隍庙为中心考察了其建筑遗存与历史沿革、城隍信仰与演剧，及其在当代社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刘叙武《山西洪洞明应王庙戏剧壁画与元代演剧形态》，认为忠都秀班社不仅可以演出末本或旦本戏，还可兼容表演院本、提供其他民间伎艺演出，还反应了官方管理机构的特定关系；黄李娜《北齐至唐代“傀儡子”演出形态之变迁——兼论“郭公”“郭秃”“郭郎”和“盘铃傀儡”》，对北齐至唐代“傀儡子”的演出形态变迁，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对唐代中晚期和唐末的“傀儡子”进行了分析，指出“郭公”不是傀儡戏，但“郭秃”和“郭郎”是傀儡戏；公蒗蒗《“宋辽杂剧”的再认识》，再次提出了“宋辽杂剧”这一命题，认为宋辽杂剧是长久以来戏曲史研究中被忽视的面相，更能准确反映中国10到12世纪的戏曲生存和发展态势，是金元杂剧的艺术土壤。

第三组：戏剧文化与戏曲批评

张勇风《<张协状元>的“闹热”性及艺术价值的重新审视》，“闹热”性乃中国戏曲的重要特征，最早可追溯至现存最早南戏《张协状元》，从“闹热”性出发重新审视《张协状元》的艺术价值，有助于深入理解《张协状元》的审美特征，对推进早期南戏发生研究亦具有重要的价值；王伟《整饬与灵活：论元人北曲杂剧中的“插演”艺术》，“插演”所呈现的北曲杂剧的特殊结构，既反映了北曲杂剧的演出样态，又能见出古典戏剧形态的演进痕迹；孟祥笑《中国古典戏曲中的“睡魔神”》，“睡魔神”由佛教术语“睡魔”演变而来。有引领剧中人物上场，以掌梦、献梦的方式告知观众戏曲的发展走向，通过特定表演进行戏曲开场等诸多舞台功能；李奎、秦洁《从明清宫廷戏曲剧目透视两朝宫廷文化的传承和嬗变》，对明清宫廷戏曲剧目展开比较研究，探讨了两朝宫廷文化的传承与嬗变，对宫廷文化的发展生成新的认识；樊晓君、崔武杰《明末清初理学家反戏曲现象刍议》，反戏曲主张在社会思想风气转变的前提下对戏曲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具体表现是维护名教的剧作大量出现，明末清初理学家反戏曲现象与一般禁戏不同，有其特殊性；简贵灯、冯灼兰《民国时期戏曲界冒名现象及成因探析》，细究冒名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梨园行各类人事交互过程，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戏曲行业生态及剧界人士心理提供一条新路径；郑艳玲、芦炽暄《汤显祖戏曲评点研究——以沈际飞的“临川四梦”评点为中心》，沈际飞善于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于汤显祖戏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陈刚《“非奇不传”与“常中出奇”——论晚明戏曲批评中的“奇”观念》，分析了晚明戏曲中的奇观念，并通过对古代戏曲批评资料的梳理，彰显了“传奇传奇，无传不奇”的特色。赵晓红、张聪《作为方法的身段：从昆剧身段谱看<牡丹亭>的文舞相合与演出流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戏曲史料价值，对推进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研究意义巨大；杨志永《沦陷时期北京戏曲舞台的美学转向及其讨论（1937-1945）》，文章集中讨论1937到1945年北平沦陷时期的京剧舞台美术革新；李晓腾《戏曲表演身段求“圆”的审美原理——兼论戏曲表演中身体的主体性》，图文并茂，立足于中国戏曲是以身体为主的表演艺术，勾勒了戏曲表演身段在表演中的具体运用；张帆《戏曲舞台上的舞蹈游戏——以骨牌灯舞为例》，勾勒了骨牌灯舞发展历史，骨牌灯舞的演出情况；丁淑梅、陈麦歧《论明传奇〈双金榜〉的南海想象与异域书写》，以阮大铖的传奇作品《双金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这一作品的文学价值及戏曲创作；赵晓红、陈章涌《<南柯梦>与<南柯记>》，解决的是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南柯梦》的题名问题；刘泽《清代民国西南方志所载元宵演剧史料辑考》，在清代民国西南方志中元宵节的演剧形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当地民众的民俗生活；朱浩《中国古代戏曲与出目图题之关系》，文章的观点明确，论证详实，这一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戏剧图像学研究。

第四组：戏曲文献与戏曲传播

戚世隽、黄倩蓉《<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的文本性质》，对《西厢记》“画意本”刻印与校勘的理解进行厘清，十分细腻且具说服力；聂付生《松阳高腔抄本存佚略考》，自2014年起研究婺剧，做了非常多田野调查，他慧眼独具的发现松阳高腔非常值得研究，是南戏的活化石；朱晓琳、赵晓红《<义侠记>及其折子戏收录和演出情况考述》，谈及《义侠记》的版本介绍、散出收录、身段收录、文本原貌探讨、演出记录，对其版本和留存的折子戏做了细致的梳理；梁帅《朱希祖藏曲目录编纂考论》，认为朱希祖以史学家的视角审视、编著所藏曲本，朱希祖于百年前的编目实践确实能对今人的研究工作有所启发；刘海燕《米兰昂布罗修图书馆藏明刊戏曲残叶<郭华>初探》，首先概述郭华戏的流传，然后从残叶的版本形态看其闽本特征；刘艳芳《<好逑传>：跨语际言说中的文化想象与异域建构》的结论是跨语际传播中的《好逑传》，折射出被西方建构的“中国形象”，译者们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通过注释、重述、改编、宣传自己的文化理念，希望可以通过对中国文化作品走出海外的传播研究，由此杜绝那些对“中国形象”的歪曲；郭敏《数字持存与沉浸游戏：论梅派艺术的文化传播路径》，认为梅派艺术在数位化時代的文化传播路径体现为：拥抱技术层面数位持存的生成赋能；丰富梅派艺术的游戏沉浸式体验，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戏曲文化的精神标识；赵哲群《观弦外音：跨媒介视角下的昆曲生态——以<昆曲口述史>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切入，将《昆曲口述史》中提及的跨媒介內容归整，揭示了昆曲与电影、电视剧、歌剧、舞剧、歌曲、报刊等多种媒介形式的互动关系；沈惠如《论京剧文献<戏剧丛谈>的复刻及其意义》,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京剧文献《戏剧丛谈》，新的资料带来了新的角度，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刘于锋《<申报>载晚清民国文人新剧考述》，介绍了《申报》载文人新剧的文体特色，补充了对近代戏剧的研究；王省民、王诗怡《梅兰芳演出剧照在戏曲传播中的价值——以民国时期彩色剧照和专版剧照为考察对象》，通过对梅兰芳演出的剧照、生活照等图像阐明了剧照对于戏曲传播的价值；黄骁《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文化策略研究》提出“传统本色、西戏中演、多元融合”三并举的思路，讲好中国故事，加速优秀中国文化出海；张静《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曲展览的展品、藏家与组织者》向我们梳理了数量众多的戏曲文物展品，补充了戏剧史的空白；刘红娟《1970年香港中源和潮剧团新加坡演出考述》，详尽地研究了潮剧团在新加坡的演出，为我们拓宽了中国戏曲传播的国际视野；范丽敏《“张廷秀”戏曲与小说比较研究》，考据“张廷秀”戏曲与小说，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跨文本研究的新思路；徐燕琳、杨海城《北美本土粤剧的发展与创新——以<道具大师的寻根梦>为例》，结合自身所学与实践，让我们了解到海外粤剧是如何在保持自身本色的基础上创新变革，以在地化的形式演绎本土故事。

第五组：声腔剧种与傩戏仪式

本组以声腔剧种与傩戏研究为主题，展现了声腔剧种研究的宏大空间以及傩戏研究的广阔前景。在声腔剧种方面，裴雪莱《“水路昆班”：晚清民国江南戏曲演出生态功能论考》，通过生态文艺学的视野和方法，把戏曲演出传播的重要载体“水路昆班”纳入戏曲生态中进行综合研究；张志全《塑造川剧：“十七年”时期川剧音乐的论争》，认为川剧老艺人和新音乐工作者从帮腔、打击乐到高腔伴奏问题的两次争论，是对川剧的重塑；梁晓萍、孟瑜琪《晋剧艺术的传承困境与创新传承》，对晋剧的传承创新进行了分享；郭红军《亦开风气亦为师：陕西易俗社对20世纪秦腔舞台艺术的影响》，认为陕西易俗社以地方戏曲秦腔为手段来进行革命宣传和普及教育，既积极发挥了地方戏曲的教化功能，又促进了秦腔艺术的发展；李磊《莱芜梆子演出习俗考论》，介绍了莱芜梆子剧团推动莱芜梆子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方面所做的种种举措；刘轩《南北并立与多元化发展：晚清民国时期昆剧表演的传承与开拓》，详细阐释了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内外的昆曲发展，提出了“三起三落”和两个中心的发展态势；谢雍君《20世纪50、60年代京剧流派理论的建构》，主要分享了上世纪50年代京剧流派的相关研究内容；谢竹峰《1933—1940年四川悦来茶园戏单整理研究》，依托民国时期1933年至1940年悦来茶园的戏单文献，探索戏曲艺术的传播途径；刘咏涛《传统川剧诸葛亮形象的继承与发展》提出，川剧通过增强矛盾冲突与情节渲染、以其他人物衬托对比以及人物语言等手段方法对诸葛亮形象进行塑造；李东东《名实之辨：中国台湾京剧选本中的时代映现与身份话语》，以台湾省为例，对京剧选本的名实问题展开探讨，以及由此观照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京剧的源与流、根与枝、当代困境与共同发展问题等；邹自振从源流、形成与发展，剧目、演出与交流，闽都风土人情三方面，介绍了闽剧的前世今生。在傩戏研究领域，王衡《合阳跳戏的表演程式及其观演关系研究》对合阳跳戏的表演程式、观演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合阳跳戏堪称中国早期戏剧的活化石”这一观点不无道理；石国伟《灾与祭：山西北部傩戏祭祀调查研究》，深入研究晋北地区的农业祭祀仪式，为傩戏的传承和保护提供建议；此外，焦海民《关中皮影对元明杂剧的改造——清嘉庆七年抄本华阴老腔<华光闹三界>早期戏曲形态考》,讲述了华光故事的形成概括，并从《华光闹三届》的文本出发，与其余相关文本进行了比较；陈玉成《<太古传宗>所存元明戏曲乐谱考》，对《太古传宗》进行研究，得出《太古传宗》前二卷是元明戏曲和散曲曲谱的结论。